廖昌永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
艺术实践教学改革
给学生提供认识社会的机会
新华网:我们看到,每年的艺考生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您怎么看待艺术院校的人才培养呢?
廖昌永:艺术院校要定位自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的人才是三个层面的。一是在国际音乐舞台上占领一席地位,为国家争光,在比赛中获奖,在国外的各种重要团体中担任演奏员、担任首席。、对各个城市的城市文化建设做出我们的贡献。第三是要服务社会、服务基层。
根据以上原则,近年来,上海音乐学院进行一系列改革,主要是艺术实践教学,就像医学院的临床学科教学一样。艺术实践教学对于理论专业来讲就是不断地写,要写文章,要写研究的论文,要写演出评论;对于作曲学科的人来讲,你要不断地搞创作,你的创作不能只是关起门来跟社会不接触,我们的创作一定是有针对性,有社会服务性的;表演类的专业,我们不断地给学生提供舞台,保证他们在舞台上的表演时间。
最近这些年来的改革,要求学生必须走到社会上去,跟观众面对面。所以学生在五年的本科实践中,最起码有两年时间是积累舞台经验。这样,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才能跟用人单位无缝对接。
这些年来,学校党委、院委也一直在进行改革,跟国外的艺术院校联合办学。我们组建了上海音乐学院和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联合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和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联合组建了上海音乐学院伯克利现代音乐学院;我们和欧洲的李斯特音乐学院、波兰的肖邦艺术大学组建了中欧三校联盟;跟德国汉堡联合音乐艺术大学联合办学。一方面是给学生提供不断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是把我们的文化介绍到国际上。
我们在国内建设了很多实践基地,与深圳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上海歌剧院、青岛交响乐团组建了基地。我们再提供经费给学生,让他们跟乐团合作。
朱熹先生写过一首诗《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所以,我们的音乐创作一定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写老百姓听得懂的、唱老百姓听得懂的作品。这也是音乐院校培养学生的非常重要的方向。
文艺作品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反映当代人精气神
新华网:您认为当前我国在音乐文化建设方面还需要如何推进?
廖昌永:
我们的文艺创作要像石涛先生讲的:“笔墨当随时代”。我们文艺家的责任就是要记录这个时代,记录这个伟大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在我们的作品中,一定要旗帜鲜明地体现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反映我们这个社会,反映这个社会中国人的精气神,这是在以后的创作中应该要注意的。另外,文艺作品一定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当你的作品的源头活水是从生活中来的,观众就能听得懂、看得懂,就能引起共鸣,这会对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国际上的展示有所帮助。
新华网:您还有什么好的作品要奉献给广大听众和观众?
廖昌永:
我总结为三条线。一条线是中国原创歌剧的创作。近年来,我们除了《汤显祖》的创作之外,现在还有一部《贺绿汀》,是根据贺绿汀先生的事迹创作的歌剧。2014年,上海音乐学院所做的上海歌剧“三部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家》《日出》)中的《一江春水》的创作和演出已经完成,现在正在进行《日出》的创作和修改,未来还会有一些创作,像交响乐《炎黄颂》的创作等。
第二条线,是由我负责的“中国声乐艺术研究中心”项目。属于我们学校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下面的一个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任务是要做“中国艺术歌曲百年”,范围从学堂乐歌一直到当代的中国伟乐作品,我们负责整理、挖掘、出版发行、向社会进行推广。
另外,我还在做中国民歌《向经典致敬》系列作品的曲谱、唱片录制和音乐会的推广。“中国艺术歌曲百年”分别整理了近代和当代音乐作品,已经做出《风雅颂》和《教我如何不想他》两张唱片,今年还要做上海当代作曲家的艺术歌曲作品《我热爱这土地》。我们大概再用5年时间,做一套《向经典致敬》的作品,再用6、7年的时间将“中国艺术歌曲百年”做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东西方文化交融
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创作理念
新华网:上海音乐学院创作了一部音乐作品《汤显祖》,也是您带队,引起了很大反响。上海音乐学院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廖昌永:
上海音乐学院是1927年由蔡元培先生创建的,建院90年的历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人才。在我们学校的创作理念中,一直坚持东西方文化交融。
以前我校萧友梅先生、黄自先生作的中国艺术歌曲,对中国当代创作有着非常大的引领作用和指导作用。到后来的贺绿汀先生在解放区创作的《游击队歌》,钢琴曲《牧童短笛》等都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典范。近年来的《红旗颂》《梁祝》,同样是致力于融合。所以《汤显祖》的创作应该说是延续了学校这么多年来的办学经验和创作理念。
第一,为什么写汤显祖?因为,而且很巧的是两个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2016年是汤公和莎翁去世400周年。以前一段时间,由于英语文化的强势地位,。我们希望通过这部戏,让西方社会和中国人知道中国灿烂的戏剧和文学文化。
第二,歌剧的历史有400多年,昆曲历史也是400多年,昆曲是中国百戏之祖。在这部戏的创作中,我们将昆剧的元素融入其中,使两种戏剧、两种歌剧融合在一起,是一种创新。
第三,在创作形式、唱腔上用了很多板腔体的戏曲风格,融入歌剧的创作。包括我们的服装,完全是按照明代服装的样式。在乐队中,除了西洋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长号、小号、圆号之外,我们还加入了竹笛、琵琶、二胡、古筝,里面有西方形式,也有中国内容,融合度非常高。这次《汤显祖》到国外去演出,不但引起外行观众的浓厚兴趣,也得到了内行的高度赞扬。
开放授课、惠民表演
“双向”丰富百姓生活、积累学生表演
新华网:现在的基层文化生活是怎么样的?
廖昌永:
上海音乐学院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学校的演出量非常大,据不完全统计,去年院一级、系一级的艺术实践活动差不多达到800-900场,这是非常保守的数字。其中,有很多是我们学校跟长宁区、徐汇区联合举办的惠民音乐会,这样的音乐会在学校的艺术实践活动中占到非常大的比重。
另外,我们从前年开始,在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做开放周,拿出一周的时间,将学校的课堂授课、论文答辩、讲座、舞台实践的排练展现给观众,大家可以进来观摩。为什么要这样做?之前,很多人跟我说:“经常从你们学校门口过,看你们的高墙铁门一关,我们想进去就进不去,觉得你们学校特别神秘,不知道音乐创作都是怎么来的。”后来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我们打开了窗口,这个效果非常好。大家了解到我们的教学是这样的,创作过程是那样的。
我们给大家做了很多讲座,他们了解了应该怎样欣赏音乐。我们从源头上指导大家如何欣赏音乐,给他们展示了我们的排练过程到最后在舞台上的呈现,让观众对音乐流程和音乐创作有了非常直观的观感,让大家更有兴趣,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学校的舞台实践工作。
这个开放是双向的。一方面我们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另外一方面,激发了大家购票的欲望和大家走进音乐厅、走进音乐团体的动力。同时,因为有了大量的艺术实践,可以分批次地、不断地让学生在舞台上积累艺术实践的经验。他们毕业以后走向社会,知道怎么样跟观众打交道,哪怕是走向教育岗位,哪怕是走到文化馆去,他知道如何开展工作。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一些有意思的活动,让学生自己策划、自己推广、自己导演,最后自己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系里做系主任,那届的学生在历届学生中并不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当时学生给我写了封信,说“马上要毕业了,已经一年没有上过学校的舞台了,在离开学校之前,希望能够再站在学校的舞台上唱一次,给自己留下美好的回忆”。当时学校有些同志是有担心的,害怕效果不好。最后我看完以后还是蛮感动的,学生离开学校之前,他对学校有深厚的情谊,5年到8年的学习,他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他对学校的每一块地、每一扇窗户、每一张桌子都有着深厚的感情,要让他们留住这个感情。我跟他们说我们自己创意,系里来帮你们把关,哪些做得不好、哪些需要改进的,我们帮着把关。从策划到推广、舞台呈现、后期制作,学生全部自己来,费用由系里出。最后这场音乐会是我做系主任这么多年以来,最让我感动的音乐会。当你给学生提供机会的时候,当你激发出他们的创作欲望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非常吃惊的作品。
在国际舞台通过文化
展示中国人精神面貌
新华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新华网: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歌唱家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有话语权了。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象征呢?
廖昌永:
当然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强、交流面越来越广,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我们经常说现在的国际会议如果没有中国声音就缺了很大一块,全世界也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更多、更精彩的表现。。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从文化建设来讲,从文艺工作者来讲,我们应该跟上。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艺家最好的时期。我们要通过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展示来体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中国人对和平社会的渴望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友情链接